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慢新闻 消失的棒棒军

  前段时间,一名老外在朝天门当“棒棒”的照片,在重庆人的朋友圈转发,照片的说明是:“朝天门的洋棒棒,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。”老外到朝天门当棒棒(搬运工)?听起来很新鲜很猎奇,但事情是怎样的呢?

  上游新闻·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通过调查发现,这张照片是在朝天门来福士体验中心外面的3码头照的,那里有二十多个售卖两江游轮船票的票贩,长期在1码头到7码头游弋。记者向多位票贩打听,均表示未看到这个当棒棒的外国人。一个票贩分析说,“你看他背着双肩包,真要是来当棒棒,谁会背着双肩包?很可能是有棒棒替这个老外背行李,而这个老外帮着拿扁担。我们长期在这一片,真的有外国人来当棒棒,不可能不晓得。”一位票贩向透露,当时朝天门派出所也在寻找这位“洋棒棒”。记者从朝天门派出所内部人士了解到,从他们掌握的情况看,这就是个普通游客。一个在朝天门摆摊售卖游船票的摊贩说:“我在朝天门几十年,莫说来当棒棒,就是来体验半天的外国人都没得。莫说外国人,重庆本地棒棒都找不到活干。”

  从记者几天中在朝天门及重庆各大交易市场调查的情况看,近些年随着城市升级,曾经声势浩大的山城棒棒军,人数急剧萎缩,很可能已不到两千人。棒棒,作为一个职业暂时还存在着,但作为一个特征鲜明的社会现象,已经荡然无存。

  朝天门的大多数商场都已经开门。胡明远5点钟准时醒来,在朝天门20多年的棒棒经历让他的生物钟顽固得像脸上的皱纹,抹都抹不掉。胡明远自述今年62岁。但他几乎全白的头发,瘦瘦巴巴的身材,一笑起来露出缺了好几瓣的牙齿,让他的年龄看起来很可疑。这个凭力气吃饭的职业,年龄大了并不受欢迎。没人看到过他的身份证,包括房东王老板。

  到银星小商品城的时候是5点半,这里卖的是日用品、玩具等,体积比较大,买家更喜欢让棒棒搬运。胡明远看到一个老主顾,一名40多岁的中年女子。他一脸谄笑上去打招呼,中年女子客气地笑了一下,没理他。在等待开门期间,老胡一共看到三个熟主顾。商城开门后,数量并不多的买家们迅速消失在庞大的交易市场中。大宗采购的买家一般是在某摊位买了东西之后,就放在那里,到下一个摊位继续购买,最后让棒棒们到各摊位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,一起挑到上车。商城里棒棒并不多,当然买家也不多。近几年网络购物的兴盛,让实体店的生意很受影响。胡明远不断在银星的七楼、八楼梭巡,一边不时环顾四周,只要有人拎着东西或扛着大包经过,他就会盯着对方的包看很久。

  7点过的时候,老胡终于迎来第一单业务。挑两包玩具到金海洋背后的车场,重量可能有五六十斤,距离两三百米,报酬10元。10元现在是朝天门比较普遍的价格,起步价是5元。而在前几年,起步价就是10元。

  胡明远挑东西的时候,瘦弱的肩背佝偻得像一张弓,这张弓随移动的步伐弯曲、反弹,显得韧性十足。他的嘴里叼着一根烟,偶尔剧烈地咳嗽,胸腔像被一口浓痰卡得呼哧呼哧响。

  胡明远的扁担在整个朝天门独树一帜。这根扁担据说比他年龄还大,他在扁担尽头绑上一根红布,保佑自己做事的时候不出意外。扁担上刻了“朝天门胡明远”六个字,以便丢失后有可能找回。为了防止这六个字被偷扁担的人用刨子刨掉,他还在扁担上密密麻麻打进三四十颗钉子,钉子又完全敲进了扁担,这样担东西的时候不会硌着肩。这根扁担上充满了他的小智慧。

  没活的时候,胡明远和一堆棒棒喜欢坐在圣名服装城门口歇凉——实际上一天中大多数时候都没活。棒棒们喜欢吹闲龙门阵,喜欢开荤玩笑,还喜欢抬杠。他们嘴上抬杠的功夫完全不逊于肩上。头一天,记者给了胡明远50块钱报酬,约定第二天跟拍他的工作。几个棒棒开始揶揄胡明远,“昨天给你的50块钱,你现在摸出来看下,是不是只剩20块钱了?”“你昨天晚上肯定到较场口去消费了!”一个棒棒把胡明远拦腰抱住,另一个人开始掏他的衬衣口袋,老胡招架不住,赶忙把烟摸出来,“吃烟吃烟!”烟是5.5元一包的龙凤呈祥,这是棒棒们普遍喜欢的品种。

  从胡明远的娱乐活动,又闲吹到那根独特的扁担,再引申出胡明远可以挑好多斤。老胡瘦巴巴的身体很激动,“现在随便可以担两百斤嘛!”旁边的赵本金跳起来,“你担两百斤?你莫腰杆闪断了哟!”胡明远毫不示弱,“赌100块钱,从圣名车库担到协信。”周围的棒棒开始起哄,“两包水泥,正好200斤,你们各摸一百块放到我这点。”赵本金冲动了,开始摸口袋。摸了半天,才想起自己兜里只有10块钱。本来是有一百多块钱的,给老婆买药用了。

  55岁的赵本金四天没开张了。每天早上,他坐第一班地铁,从沙坪坝陈家桥赶到朝天门。为了节约钱,他把老丈人的老年乘车卡借来用,这样每天的开支就能压缩到10元,中午吃个盒饭。10年前,一企业落户重庆,征用了他家的地,他和老婆每人分到补偿款,并转为了非农业户口。老婆脑子有病,发作起来到处打人,只能在家带7岁的女儿。国家给她办理了残疾证,每年可以免费到歌乐山精神病医院领一千多元的药。赵本金是入赘到老婆家的,当年老丈人就看起了他一把力气,也没嫌弃他有点对眼,看人的时候焦点总落不到你身上。这让他有点不讨人喜欢,在棒棒中,他算固定业务比较少的。

  四天收入为零,为啥还要吊死在棒棒这棵树上?赵本金讪笑着,“当了几十年棒棒,还能做啥子嘛,其他工作都嫌我们年龄大。”

  生意好的时候,两间屋要住20个棒棒,现在生意差了,只住了五六个人。胡明远住的是200块每月的“VIP床位”,没错,VIP是200元,大通铺每月只要90元。一间8平米的昏暗小屋用木板分成上下两层,下层两个VIP床位,上层是可以睡6个人的大通铺,房间的气味有些酸爽。老胡的床位是锁着的,屋可能更适合,2米×1.4米的床四周全部钉上了木板,一间屋就是一张床,一张床就是一间屋。他抖抖索索摸了半天钥匙,我跟他开玩笑:“里面装了啥值钱的东西,要锁起来。”老胡嗫嚅着,“嘿嘿,没啥子,习惯了。”

  里面确实没啥,蚊帐围住了床,有点换洗衣服,一个小风扇。他的全部家当都在身上,一个手机,一张,和卡里不断减少的数字。几年前,老胡被偷过一次,十几天的收入一千多块钱,肉痛得他想撞墙,从此就习惯了锁门。

  小李有可能是朝天门最年轻的棒棒,他只有30出头,一身腱子肉。如果放在健身房,凭他的身板是可以有所作为的。他从四川万源来到重庆三个多月了,第一份工作就是棒棒。

  但他的棒棒生涯只维持了四天。熟人把他带进朝天门,修行就只有靠各人,熟人是不可能把自己的业务关系介绍给他的。

  第一天,他提着一根扁担,在朝天门转了一天,找了5块钱。第二天,他找了10块钱。第三天打白板。第四天找了16块。本来第三天可以不打白板的,当时有个人喊棒棒,小李身手敏捷是第一个跑到的。一挑五六十斤的衣服挑到货场,小李开价10元,主顾说只给8块,他觉得有点划不来,犹豫间把抓着货物的手放开了,旁边立马有个棒棒一把抓过去,“8块就8块!”这8块钱眼睁睁就飞了。

  好在第五天的时候,旁边建筑工地招工,小李进去当了一名杂工,每天能有200来块钱的收入。不过这份工作并不固定,经常没事干,小李就窝在出租屋看电视,有事的时候,包工头一个电话就来召唤他。

  包工头招工只要55岁以下的,所以朝天门的棒棒大都是55岁以上。年龄稍小点的,都被建筑、环卫、搬运等公司招走了。

  朝天门的棒棒,经过多次迭代,现在基本上都成了电话棒棒——没事的时候,就坐在阴凉处歇凉吹牛打牌,有事的时候一个电话就去上班。一名棒棒身上业务电话的多少,决定了他老主顾的多少,也决定了他收入的多少。如果棒棒没几个老主顾,单凭一根扁担在朝天门转来转去,每天的收入一般不会超过20元。

  即使是像胡明远这样还有点固定主顾的棒棒,现在一天的收入也只在三四十到五六十块。卖盒饭的周大姐说,以前一天可以卖两三百份饭,现在卖七八十份算好的,“来吃饭的棒棒不多。棒棒找不到钱,好多都回去了。”

  胡明远其实也可以回去,他在达州老家有儿有女,但是儿女也负担重,不如继续在老本行挣口饭钱,“以前收入多的时候,大部分都用在子女身上。现在收入低了,子女也有娃儿,就各顾各。”

  朝天门的棒棒分成三个档次,单枪匹马的野棒棒,有点老关系的电话棒棒,专门打包的打包棒棒。打包棒棒收入最高,传说一天能找两三百块钱。

  78岁的唐忠荣是朝天门年龄最大的棒棒,放在整个重庆,他可能都是棒棒中的大爷。唐忠荣跟一般棒棒不同,他读过初中,谈吐得体,戴副老花镜,看上去像个退休老头。他就是打包棒棒。

  早上5点半钟的时候,唐忠荣从江对面的南岸上新街,过东水门大桥走路到朝天门。上新街的房子便宜,他和女儿在那里租了两间屋,每月300块钱。房子建在山坡上,是一栋80年代修的平房,阴暗潮湿,连天然气和闭路电视都没通。

  5点40,他接到一个合川的电话,那是一个买家从合川发回来的退货,需要他从货场拿到退货的摊位上,大概30多斤,400多米远,10元。

  7点40的时候,他接到第二单业务,从奉节发过来的退货,一包有20多斤,收货点在滨江路上,一路爬坡上坎,10元。

  中午的时候,记者执意请唐忠荣吃饭,他一开始说自己已经吃过了,旁边的人“揭发”他,“哪里吃了的嘛!正好你帮他解决一顿。”一碗豆花,一份蒜泥白肉,唐忠荣没吃完,他吃得很少,饭量跟他瘦小的身材很匹配。

  下午一点半,他接到第5单业务,打包一包衣服,发到奉节,也是10元。当他扛着衣服来到金海洋背后的货场时,发现收货的货车竟然没在那里。无奈之下,只好又穿小巷下梯坎扛到滨江路上,本来400米的路,生生走了一公里多。

  7月4日这一天,唐忠荣共做了五单业务,收入50元。他有记账的习惯,翻开他的账本,从6月底到7月4日,每天都在50-70元,6月份最高的一天,有一百元。

  唐忠荣的大女儿和女婿在朝天门当了20多年的棒棒,刚来重庆的时候,女儿的女儿5岁。现在,女儿的孙子都8岁。10年前女婿肝癌去世后,大女儿一人生活艰难,他就从潼南老家来朝天门接替女婿,成为高龄棒棒。这段时间生意清淡,大女儿回老家看孙子去了,已经当了曾外公的唐忠荣一个人留在朝天门。收入最高的时候,他和女儿两人一个月有七八千块,所有的收入都是转到女儿的微信上。女儿每个月给他两三百到四五百不等的零花钱,其中一部分他要资助给40多岁还没结婚的儿子。

  老唐认识朝天门的几十个老板,不过这两年大家习惯了网上购物,他的收入越来越少。这点得到朝天门港渝广场8楼经营户唐顺蓉的印证,她开了一间六十多平米的门面卖男装,以前固定要和两三个棒棒联系送货,现在一个都没了,生意不好,都是店员自己发货,“可以说棒棒在我们店里一个月一分钱都挣不到。”

  78岁的唐忠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衰老,前几年他还能扛起一百斤的麻袋,今年遇到大包的货物,他就只能分成几次来扛。但他不想歇下来,他的体力还能再干几年,“总能为娃儿减轻点负担嘛。”

  朝天门街道很认可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,曾经两次推荐唐忠荣参评渝中区的“最美好邻居”、“身边好人”。虽然没评上,但经营户们对老唐还是认可的,成千上万元的货物总是放心大胆交给他去发。

  在金海洋商城外面碰到王奎的时候,他正费力地拉着一车货,送到一个车库里面去。停下来休息的间隙,他的电话不断。他穿着“古驰”的T恤,围着“”的皮带,尽管是冒牌货的嫌疑很大,但那身派头跟普通棒棒相比有天壤之别。

  他是金海洋最大的棒棒头目,手底下曾经有五六十名棒棒,基本上把金海洋商城的棒棒都拢在了自己手里。

  王奎的业务,一度遍及整个重庆城。他通过中间商,在58同城上买了包年的套餐,天天在上面发布广告。从普通的搬运,到各类展会布展、撤展,凡是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,他通通都接。最多的一次,悦来会展中心需要紧急撤展,他一个电话拉来54个棒棒,集体浩浩荡荡坐轻轨赶到悦来,那阵仗就像一支军队,路人无不侧目,名副其实当得起棒棒军三个字。

  较早前,朝天门的棒棒是有势力范围的,学者秦洁曾研究“棒棒军”6年多。她在《重庆“棒棒”:都市感知和乡土性》一书中写道,“朝天门码头上的棒棒群体内部管理严格”,“如果没有老大打招呼,我擅自到朝天门打听棒棒的事,马上就可能被驱逐”。王奎说,朝天门的棒棒,都是熟人带过来的,不沾熟人,就做不长久。“以前这个地盘,哪个地方来的人多,就要占强些。那些‘野棒棒’根本不能过来,过来了也不敢做业务。”

  但现在,所有的“帮派”都烟消云散,王奎只召集得起十多个棒棒了。原先手底下的棒棒因为收入低、年龄大等各种原因,八方散去。

  57岁的蒙秀全是为数不多的还没散去的棒棒。蒙秀全和唐忠荣一样住在上新街,不过他的房子比老唐的房子更偏僻,从一天门往山上走,已经到了南山半山腰,这里有大量当地农民的自建房,两间屋150元。这里距离东水门大桥直线距离只有500米不到,步行过桥只要十多分钟,但与桥对面繁华的渝中半岛相比,恍若两个世界。

  蒙秀全没结过婚,确切说是结不成婚,因为穷。他母亲在他两岁半的时候就去世了,父亲拉扯他长大,每学期2.8元的学费都交不起,只读到小学五年级。20多年前,父亲也去世了,只剩他一个人。50岁之前,他没谈过女朋友。50岁之后,人生反而有了回春的迹象。

  三年前,他谈了个广安的女朋友,50岁。但那女的一直不跟他结婚,只朝他要钱,他被骗走了3万多块钱的积蓄,“后来她被她老表裹走了。”去年初,有人给她介绍了个贵州的女子,54岁。蒙秀全这次很动心,给她买衣服,走亲戚送礼,回老家给路费,一年花了1万多块钱,“今年春节,她说她要回老家,坐车到茶园时,被别人骗到河南搞去了……”临走时,从蒙秀全手里拿走好不容易攒下的2万块钱。“我等她一年,要是一年不回来,回来后也不要她了。”为了等这个女人回来,蒙秀全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,斑驳的墙上贴满了广告画,各种杂物收拾得紧紧有条,让破旧的房间显得像一个家。

  到头来,蒙秀全依然孑然一身。他不是没想过像其他棒棒一样离开朝天门,但他无处可去。老家的土房下大雨被冲垮了,亲戚只有一个堂哥。好在有政府为他兜底,他给自己的规划是,再干三年,到了60岁,就回巴南区接龙老家,当五保户进养老院。

  他像极了纪录片《最后的棒棒》中的老甘:一辈子未婚;进城后,用五年时间攒了一万块钱,准备开面馆,结果从银行回来路上遭了贼;后来他又花五年时间,攒了两万五,准备做点小生意,又被人偷了。最后,59岁的老甘定下新目标,在60岁生日的时候存上一万块钱,为自己过个像样的生日,娶个老婆,有个家。但60岁生日的时候,老甘只存了两千,计划泡汤了。他卸下棒棒,回到大山的家里干点农活,成了村里的五保户,靠低保为生。

  王奎回忆说,棒棒收入的巅峰,是在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间,那时钱还值钱,收入基本逐年上涨,一般的棒棒每月可以挣到四五千到七八千。大概五六年前开始,朝天门的生意回落,棒棒收入也随之下跌,现在一个打包棒棒月收入三四千就相当不错了。“要是没得熟人带,一个人来当棒棒饭都吃不饱。”

  他说的吃不饱是真的吃不饱,记者在朝天门采访了超过40个棒棒,普遍每天生活费在20-30元(未含房租费),6-8月是朝天门的淡季,每天找30块钱以下的棒棒大有人在。如果像胡明远这样每天还要抽一包5块钱的烟,喝2两1.2元每两的酒,那只有动用以前的积蓄了。即使到了9月份旺季,普通棒棒一天的收入也不过百来块钱。

  关于朝天门棒棒的数量,王奎无法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,但从他的感觉来说,是“少了一大半”。记者试图从朝天门街道了解朝天门市场的棒棒数量,街道统计办公室熊科长告诉记者,棒棒的流动性非常大,这个数字没法统计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无法提供这一数字,因为棒棒从业不需要登记,想来就来想走就走。

  不过从记者几天的摸底来看,朝天门市场20多个交易区,棒棒数量多的有20多个,少的只有几个,总数加起来很可能没超过300个。

  在菜园坝水果批发市场,棒棒们工作的时间比较特殊,大多数都在深夜,因为水果批发都在深夜进行。前些年,棒棒们要向市场管理方每天交3块钱的入场费才能进场揽活。不过现在买家都是开车来批发水果,棒棒生意差了,人数也只有几十个人,这3块钱已经取消。

  在隔壁的菜园坝小商品市场,棒棒老李认识市场里的每一个力哥,他掰着指头给记者数50岁以下的棒棒人数,“花子、张二、熊老幺……只有三四个人。”偌大的市场,只有五六十个棒棒,“老的很多已经走了,年轻的没人加入进来,只有出没有进,肯定是越来越少。”

  在石桥铺渝州交易市场里面,极少看到棒棒的身影,十几个棒棒都坐在市场外面,这里临近八益建材市场和国窖陶瓷市场,可以兼顾几边。不过说起来市场多,实际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坐在路边无所事事,店家都有固定的搬运,货品包上车,棒棒们在市场揽不到多少业务,更多去做绿化、通下水道、建筑安装、搬家等零活。

  在菜园坝火车站和汽车站,在龙头寺火车站和汽车站,同样也能见到棒棒的身影。但人数都不多,两大车站总数加起来估计没超过一百个。现在出租车、网约车越来越多,乘客乘坐方便,不大需要棒棒搬运行李。而且车站的棒棒因为诸多“宰客”现象,并不为乘客所喜。

  秦洁在《重庆“棒棒”:都市感知和乡土性》一书中,曾经对2008年左右菜园坝火车站、汽车站及两大批发市场的棒棒数量有过比较准确的统计,由于当时要办证,棒棒总人数可明确获知在1100人左右。

 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,现在整个菜园坝片区的棒棒人数已经不足200人,这些棒棒普遍收入在每天一百元以下。

  有个未经证实的数据,巅峰时,重庆的棒棒人数达到三四十万,那时重庆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棒棒等待揽活的身影,到前两年,棒棒人数已经不足三千人。不过从记者对各大棒棒集中地的摸排情况看,除开转型为固定搬运工职业的棒棒,传统意义上以一根扁担揽活的棒棒,人数可能远远低于三千人了。

  很少有人比《最后的棒棒》导演何苦更了解棒棒这个群体,2014年他在渝中区自力巷当了一年多的棒棒,与棒棒们同吃同睡,最后拍出了这部口碑极高的纪录片。

  何苦告诉记者,这些年来,他一直在关心棒棒这个群体,走在街头遇上了,他都会“跟踪”一段,但棒棒越来越少了,在街头并不那么容易遇上。

  他每年春节都要邀请60岁以上的棒棒团年。2015年送出去400份邀请卷,到场370多人,这位转业军人把转业安家费拿出来请客,并给每个棒棒包个红包。到了2016年,前来赴宴的就已经不足一百人。到2018年春节,就只有20多个人了。“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重庆,挑不动了。我请客人数的减少速度,就是棒棒消失的一个速度。”

  《最后的棒棒》拍摄的所有主角,到今天都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。何苦的师傅老黄帮女儿还清房贷后,回到了永川女儿的家里,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走起路来颤颤巍巍。河南没有再当棒棒,到处打点零工,他还是那个矛盾的河南,一边喜欢看书,一边沉迷,梦想一朝发财。大石在做房屋中介,尽管网上租房的信息很多,他还是坚持要出去偷偷摸摸贴租房广告。他原本留了一根棒棒作纪念,被他儿子劈成了两半,插到菜园里当作蔬菜的支架。老杭在71岁的今天达到了人生的巅峰,他以前不敢回老家,在家里找不到烟酒钱,他回到农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杉木棺材打好,随时等死,但他突然发现生活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现在农村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,他开始养蜂,去年光卖蜂蜜就卖了接近三万块,他的蜂蜜供不应求。

  何苦说,《最后的棒棒》纪录片和电影播出之后,影片本身对这些棒棒的生活没有改变。但他们的生活却是实实在在的变好了,这是时代在改变,社会在发展,国家福利、救济更完善带来的改变。

  对于棒棒这个行业,何苦认为,这么大个城市,从业人员就这么点,也没多少人需要他们,再称为行业已经很牵强。“现在很多人已经很久没叫过棒棒服务,在他们的内心里,这个行业已经消失。”不过何苦觉得,棒棒在市场上的劳动份额是存在的,只是被各种新兴行业所瓜分,像快递、送餐、货拉拉,这些以前都是棒棒干的事情,现在成了集群化的产业,换成了一种更加高效的方式存在,失去竞争力的传统棒棒就必然会消失。重庆棒棒军公司老总刘晓萧也持同样观点,他认为,棒棒的阵地从以前的站街,转移到了网络上、手机上,传统的棒棒不得不被淘汰。只有跟上时代的进步,如他的棒棒军公司一样,用符合时代潮流的方式,才能继续发展。

 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棒棒大军的兴起到现在的衰微,这是一场长达三十多年的马拉松赛跑,重庆几十万棒棒大军消失的历史,就是一部周边农村人融入城市的历史,在这个过程中,重庆人展现了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。大部分棒棒在这个过程中转了型,做家政、送快递、跑运输、搞餐饮、搞装修、做建筑,他们紧紧跟上了这个时代的发展,一边负重前行,一边积极改变。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棒棒,大都是这几十年大浪淘沙,淘汰下来的棒棒。他们无力转行,有些人也习惯了现状,这是个无奈的现实。

  几十万棒棒大军在重庆的发展史上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,何苦有自己的看法,“在很多人眼里,他们的艰苦打拼,只是一种劳动力交易。但后来我们慢慢反思过来,几十万棒棒大军,用他们的一生,用他们佝偻的背影,挑出了一个新重庆。棒棒的一生其实是很悲壮的,他们每推动城市向前一步,也是把自己推向边缘化的一步。他们挑走了自己的时代,挑走了自己耐以生存的基础。”

  但是,棒棒们勤劳自立的精神已经得到重庆市民的认同,重庆市委宣传部出版的《城市航标:重庆城市精神探寻》一书中,将山城棒棒军吃苦耐劳的精神誉为重庆“登高涉远,负重自强”的城市精神重要组成部分,这个行将消失的群体,将永远镌刻在重庆发展的进程中。

  前段时间,一名老外在朝天门当“棒棒”的照片,在重庆人的朋友圈转发,照片的说明是:“朝天门的洋棒棒,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。”老外到朝天门当棒棒(搬运工)?听起来很新鲜很猎奇,但事情是怎样的呢?

  上游新闻·重庆晚报慢新闻记者通过调查发现,这张照片是在朝天门来福士体验中心外面的3码头照的,那里有二十多个售卖两江游轮船票的票贩,长期在1码头到7码头游弋。记者向多位票贩打听,均表示未看到这个当棒棒的外国人。一个票贩分析说,“你看他背着双肩包,真要是来当棒棒,谁会背着双肩包?很可能是有棒棒替这个老外背行李,而这个老外帮着拿扁担。我们长期在这一片,真的有外国人来当棒棒,不可能不晓得。”一位票贩向透露,当时朝天门派出所也在寻找这位“洋棒棒”。记者从朝天门派出所内部人士了解到,从他们掌握的情况看,这就是个普通游客。一个在朝天门摆摊售卖游船票的摊贩说:“我在朝天门几十年,莫说来当棒棒,就是来体验半天的外国人都没得。莫说外国人,重庆本地棒棒都找不到活干。”

  从记者几天中在朝天门及重庆各大交易市场调查的情况看,近些年随着城市升级,曾经声势浩大的山城棒棒军,人数急剧萎缩,很可能已不到两千人。棒棒,作为一个职业暂时还存在着,但作为一个特征鲜明的社会现象,已经荡然无存。

  朝天门的大多数商场都已经开门。胡明远5点钟准时醒来,在朝天门20多年的棒棒经历让他的生物钟顽固得像脸上的皱纹,抹都抹不掉。胡明远自述今年62岁。但他几乎全白的头发,瘦瘦巴巴的身材,一笑起来露出缺了好几瓣的牙齿,让他的年龄看起来很可疑。这个凭力气吃饭的职业,年龄大了并不受欢迎。没人看到过他的身份证,包括房东王老板。

  到银星小商品城的时候是5点半,这里卖的是日用品、玩具等,体积比较大,买家更喜欢让棒棒搬运。胡明远看到一个老主顾,一名40多岁的中年女子。他一脸谄笑上去打招呼,中年女子客气地笑了一下,没理他。在等待开门期间,老胡一共看到三个熟主顾。商城开门后,数量并不多的买家们迅速消失在庞大的交易市场中。大宗采购的买家一般是在某摊位买了东西之后,就放在那里,到下一个摊位继续购买,最后让棒棒们到各摊位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,一起挑到上车。商城里棒棒并不多,当然买家也不多。近几年网络购物的兴盛,让实体店的生意很受影响。胡明远不断在银星的七楼、八楼梭巡,一边不时环顾四周,只要有人拎着东西或扛着大包经过,他就会盯着对方的包看很久。

  7点过的时候,老胡终于迎来第一单业务。挑两包玩具到金海洋背后的车场,重量可能有五六十斤,距离两三百米,报酬10元。10元现在是朝天门比较普遍的价格,起步价是5元。而在前几年,起步价就是10元。

  胡明远挑东西的时候,瘦弱的肩背佝偻得像一张弓,这张弓随移动的步伐弯曲、反弹,显得韧性十足。他的嘴里叼着一根烟,偶尔剧烈地咳嗽,胸腔像被一口浓痰卡得呼哧呼哧响。

  胡明远的扁担在整个朝天门独树一帜。这根扁担据说比他年龄还大,他在扁担尽头绑上一根红布,保佑自己做事的时候不出意外。扁担上刻了“朝天门胡明远”六个字,以便丢失后有可能找回。为了防止这六个字被偷扁担的人用刨子刨掉,他还在扁担上密密麻麻打进三四十颗钉子,钉子又完全敲进了扁担,这样担东西的时候不会硌着肩。这根扁担上充满了他的小智慧。

  没活的时候,胡明远和一堆棒棒喜欢坐在圣名服装城门口歇凉——实际上一天中大多数时候都没活。棒棒们喜欢吹闲龙门阵,喜欢开荤玩笑,还喜欢抬杠。他们嘴上抬杠的功夫完全不逊于肩上。头一天,记者给了胡明远50块钱报酬,约定第二天跟拍他的工作。几个棒棒开始揶揄胡明远,“昨天给你的50块钱,你现在摸出来看下,是不是只剩20块钱了?”“你昨天晚上肯定到较场口去消费了!”一个棒棒把胡明远拦腰抱住,另一个人开始掏他的衬衣口袋,老胡招架不住,赶忙把烟摸出来,“吃烟吃烟!”烟是5.5元一包的龙凤呈祥,这是棒棒们普遍喜欢的品种。

  从胡明远的娱乐活动,又闲吹到那根独特的扁担,再引申出胡明远可以挑好多斤。老胡瘦巴巴的身体很激动,“现在随便可以担两百斤嘛!”旁边的赵本金跳起来,“你担两百斤?你莫腰杆闪断了哟!”胡明远毫不示弱,“赌100块钱,从圣名车库担到协信。”周围的棒棒开始起哄,“两包水泥,正好200斤,你们各摸一百块放到我这点。”赵本金冲动了,开始摸口袋。摸了半天,才想起自己兜里只有10块钱。本来是有一百多块钱的,给老婆买药用了。

  55岁的赵本金四天没开张了。每天早上,他坐第一班地铁,从沙坪坝陈家桥赶到朝天门。为了节约钱,他把老丈人的老年乘车卡借来用,这样每天的开支就能压缩到10元,中午吃个盒饭。10年前,一企业落户重庆,征用了他家的地,他和老婆每人分到补偿款,并转为了非农业户口。老婆脑子有病,发作起来到处打人,只能在家带7岁的女儿。国家给她办理了残疾证,每年可以免费到歌乐山精神病医院领一千多元的药。赵本金是入赘到老婆家的,当年老丈人就看起了他一把力气,也没嫌弃他有点对眼,看人的时候焦点总落不到你身上。这让他有点不讨人喜欢,在棒棒中,他算固定业务比较少的。

  四天收入为零,为啥还要吊死在棒棒这棵树上?赵本金讪笑着,“当了几十年棒棒,还能做啥子嘛,其他工作都嫌我们年龄大。”

  生意好的时候,两间屋要住20个棒棒,现在生意差了,只住了五六个人。胡明远住的是200块每月的“VIP床位”,没错,VIP是200元,大通铺每月只要90元。一间8平米的昏暗小屋用木板分成上下两层,下层两个VIP床位,上层是可以睡6个人的大通铺,房间的气味有些酸爽。老胡的床位是锁着的,屋可能更适合,2米×1.4米的床四周全部钉上了木板,一间屋就是一张床,一张床就是一间屋。他抖抖索索摸了半天钥匙,我跟他开玩笑:“里面装了啥值钱的东西,要锁起来。”老胡嗫嚅着,“嘿嘿,没啥子,习惯了。”

  里面确实没啥,蚊帐围住了床,有点换洗衣服,一个小风扇。他的全部家当都在身上,一个手机,一张,和卡里不断减少的数字。几年前,老胡被偷过一次,十几天的收入一千多块钱,肉痛得他想撞墙,从此就习惯了锁门。

  小李有可能是朝天门最年轻的棒棒,他只有30出头,一身腱子肉。如果放在健身房,凭他的身板是可以有所作为的。他从四川万源来到重庆三个多月了,第一份工作就是棒棒。

  但他的棒棒生涯只维持了四天。熟人把他带进朝天门,修行就只有靠各人,熟人是不可能把自己的业务关系介绍给他的。

  第一天,他提着一根扁担,在朝天门转了一天,找了5块钱。第二天,他找了10块钱。第三天打白板。第四天找了16块。本来第三天可以不打白板的,当时有个人喊棒棒,小李身手敏捷是第一个跑到的。一挑五六十斤的衣服挑到货场,小李开价10元,主顾说只给8块,他觉得有点划不来,犹豫间把抓着货物的手放开了,旁边立马有个棒棒一把抓过去,“8块就8块!”这8块钱眼睁睁就飞了。

  好在第五天的时候,旁边建筑工地招工,小李进去当了一名杂工,每天能有200来块钱的收入。不过这份工作并不固定,经常没事干,小李就窝在出租屋看电视,有事的时候,包工头一个电话就来召唤他。

  包工头招工只要55岁以下的,所以朝天门的棒棒大都是55岁以上。年龄稍小点的,都被建筑、环卫、搬运等公司招走了。

  朝天门的棒棒,经过多次迭代,现在基本上都成了电话棒棒——没事的时候,就坐在阴凉处歇凉吹牛打牌,有事的时候一个电话就去上班。一名棒棒身上业务电话的多少,决定了他老主顾的多少,也决定了他收入的多少。如果棒棒没几个老主顾,单凭一根扁担在朝天门转来转去,每天的收入一般不会超过20元。

  即使是像胡明远这样还有点固定主顾的棒棒,现在一天的收入也只在三四十到五六十块。卖盒饭的周大姐说,以前一天可以卖两三百份饭,现在卖七八十份算好的,“来吃饭的棒棒不多。棒棒找不到钱,好多都回去了。”

  胡明远其实也可以回去,他在达州老家有儿有女,但是儿女也负担重,不如继续在老本行挣口饭钱,“以前收入多的时候,大部分都用在子女身上。现在收入低了,子女也有娃儿,就各顾各。”

  朝天门的棒棒分成三个档次,单枪匹马的野棒棒,有点老关系的电话棒棒,专门打包的打包棒棒。打包棒棒收入最高,传说一天能找两三百块钱。

  78岁的唐忠荣是朝天门年龄最大的棒棒,放在整个重庆,他可能都是棒棒中的大爷。唐忠荣跟一般棒棒不同,他读过初中,谈吐得体,戴副老花镜,看上去像个退休老头。他就是打包棒棒。

  早上5点半钟的时候,唐忠荣从江对面的南岸上新街,过东水门大桥走路到朝天门。上新街的房子便宜,他和女儿在那里租了两间屋,每月300块钱。房子建在山坡上,是一栋80年代修的平房,阴暗潮湿,连天然气和闭路电视都没通。

  5点40,他接到一个合川的电话,那是一个买家从合川发回来的退货,需要他从货场拿到退货的摊位上,大概30多斤,400多米远,10元。

  7点40的时候,他接到第二单业务,从奉节发过来的退货,一包有20多斤,收货点在滨江路上,一路爬坡上坎,10元。

  中午的时候,记者执意请唐忠荣吃饭,他一开始说自己已经吃过了,旁边的人“揭发”他,“哪里吃了的嘛!正好你帮他解决一顿。”一碗豆花,一份蒜泥白肉,唐忠荣没吃完,他吃得很少,饭量跟他瘦小的身材很匹配。

  下午一点半,他接到第5单业务,打包一包衣服,发到奉节,也是10元。当他扛着衣服来到金海洋背后的货场时,发现收货的货车竟然没在那里。无奈之下,只好又穿小巷下梯坎扛到滨江路上,本来400米的路,生生走了一公里多。

  7月4日这一天,唐忠荣共做了五单业务,收入50元。他有记账的习惯,翻开他的账本,从6月底到7月4日,每天都在50-70元,6月份最高的一天,有一百元。

  唐忠荣的大女儿和女婿在朝天门当了20多年的棒棒,刚来重庆的时候,女儿的女儿5岁。现在,女儿的孙子都8岁。10年前女婿肝癌去世后,大女儿一人生活艰难,他就从潼南老家来朝天门接替女婿,成为高龄棒棒。这段时间生意清淡,大女儿回老家看孙子去了,已经当了曾外公的唐忠荣一个人留在朝天门。收入最高的时候,他和女儿两人一个月有七八千块,所有的收入都是转到女儿的微信上。女儿每个月给他两三百到四五百不等的零花钱,其中一部分他要资助给40多岁还没结婚的儿子。

  老唐认识朝天门的几十个老板,不过这两年大家习惯了网上购物,他的收入越来越少。这点得到朝天门港渝广场8楼经营户唐顺蓉的印证,她开了一间六十多平米的门面卖男装,以前固定要和两三个棒棒联系送货,现在一个都没了,生意不好,都是店员自己发货,“可以说棒棒在我们店里一个月一分钱都挣不到。”

  78岁的唐忠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衰老,前几年他还能扛起一百斤的麻袋,今年遇到大包的货物,他就只能分成几次来扛。但他不想歇下来,他的体力还能再干几年,“总能为娃儿减轻点负担嘛。”

  朝天门街道很认可他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,曾经两次推荐唐忠荣参评渝中区的“最美好邻居”、“身边好人”。虽然没评上,但经营户们对老唐还是认可的,成千上万元的货物总是放心大胆交给他去发。

  在金海洋商城外面碰到王奎的时候,他正费力地拉着一车货,送到一个车库里面去。停下来休息的间隙,他的电话不断。他穿着“古驰”的T恤,围着“”的皮带,尽管是冒牌货的嫌疑很大,但那身派头跟普通棒棒相比有天壤之别。

  他是金海洋最大的棒棒头目,手底下曾经有五六十名棒棒,基本上把金海洋商城的棒棒都拢在了自己手里。

  王奎的业务,一度遍及整个重庆城。他通过中间商,在58同城上买了包年的套餐,天天在上面发布广告。从普通的搬运,到各类展会布展、撤展,凡是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,他通通都接。最多的一次,悦来会展中心需要紧急撤展,他一个电话拉来54个棒棒,集体浩浩荡荡坐轻轨赶到悦来,那阵仗就像一支军队,路人无不侧目,名副其实当得起棒棒军三个字。

  较早前,朝天门的棒棒是有势力范围的,学者秦洁曾研究“棒棒军”6年多。她在《重庆“棒棒”:都市感知和乡土性》一书中写道,“朝天门码头上的棒棒群体内部管理严格”,“如果没有老大打招呼,我擅自到朝天门打听棒棒的事,马上就可能被驱逐”。王奎说,朝天门的棒棒,都是熟人带过来的,不沾熟人,就做不长久。“以前这个地盘,哪个地方来的人多,就要占强些。那些‘野棒棒’根本不能过来,过来了也不敢做业务。”

  但现在,所有的“帮派”都烟消云散,王奎只召集得起十多个棒棒了。原先手底下的棒棒因为收入低、年龄大等各种原因,八方散去。

  57岁的蒙秀全是为数不多的还没散去的棒棒。蒙秀全和唐忠荣一样住在上新街,不过他的房子比老唐的房子更偏僻,从一天门往山上走,已经到了南山半山腰,这里有大量当地农民的自建房,两间屋150元。这里距离东水门大桥直线距离只有500米不到,步行过桥只要十多分钟,但与桥对面繁华的渝中半岛相比,恍若两个世界。

  蒙秀全没结过婚,确切说是结不成婚,因为穷。他母亲在他两岁半的时候就去世了,父亲拉扯他长大,每学期2.8元的学费都交不起,只读到小学五年级。20多年前,父亲也去世了,只剩他一个人。50岁之前,他没谈过女朋友。50岁之后,人生反而有了回春的迹象。

  三年前,他谈了个广安的女朋友,50岁。但那女的一直不跟他结婚,只朝他要钱,他被骗走了3万多块钱的积蓄,“后来她被她老表裹走了。”去年初,有人给她介绍了个贵州的女子,54岁。蒙秀全这次很动心,给她买衣服,走亲戚送礼,回老家给路费,一年花了1万多块钱,“今年春节,她说她要回老家,坐车到茶园时,被别人骗到河南搞去了……”临走时,从蒙秀全手里拿走好不容易攒下的2万块钱。“我等她一年,要是一年不回来,回来后也不要她了。”为了等这个女人回来,蒙秀全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,斑驳的墙上贴满了广告画,各种杂物收拾得紧紧有条,让破旧的房间显得像一个家。

  到头来,蒙秀全依然孑然一身。他不是没想过像其他棒棒一样离开朝天门,但他无处可去。老家的土房下大雨被冲垮了,亲戚只有一个堂哥。好在有政府为他兜底,他给自己的规划是,再干三年,到了60岁,就回巴南区接龙老家,当五保户进养老院。

  他像极了纪录片《最后的棒棒》中的老甘:一辈子未婚;进城后,用五年时间攒了一万块钱,准备开面馆,结果从银行回来路上遭了贼;后来他又花五年时间,攒了两万五,准备做点小生意,又被人偷了。最后,59岁的老甘定下新目标,在60岁生日的时候存上一万块钱,为自己过个像样的生日,娶个老婆,有个家。但60岁生日的时候,老甘只存了两千,计划泡汤了。他卸下棒棒,回到大山的家里干点农活,成了村里的五保户,靠低保为生。

  王奎回忆说,棒棒收入的巅峰,是在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间,那时钱还值钱,收入基本逐年上涨,一般的棒棒每月可以挣到四五千到七八千。大概五六年前开始,朝天门的生意回落,棒棒收入也随之下跌,现在一个打包棒棒月收入三四千就相当不错了。“要是没得熟人带,一个人来当棒棒饭都吃不饱。”

  他说的吃不饱是真的吃不饱,记者在朝天门采访了超过40个棒棒,普遍每天生活费在20-30元(未含房租费),6-8月是朝天门的淡季,每天找30块钱以下的棒棒大有人在。如果像胡明远这样每天还要抽一包5块钱的烟,喝2两1.2元每两的酒,那只有动用以前的积蓄了。即使到了9月份旺季,普通棒棒一天的收入也不过百来块钱。

  关于朝天门棒棒的数量,王奎无法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,但从他的感觉来说,是“少了一大半”。记者试图从朝天门街道了解朝天门市场的棒棒数量,街道统计办公室熊科长告诉记者,棒棒的流动性非常大,这个数字没法统计。渝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无法提供这一数字,因为棒棒从业不需要登记,想来就来想走就走。

  不过从记者几天的摸底来看,朝天门市场20多个交易区,棒棒数量多的有20多个,少的只有几个,总数加起来很可能没超过300个。

  在菜园坝水果批发市场,棒棒们工作的时间比较特殊,大多数都在深夜,因为水果批发都在深夜进行。前些年,棒棒们要向市场管理方每天交3块钱的入场费才能进场揽活。不过现在买家都是开车来批发水果,棒棒生意差了,人数也只有几十个人,这3块钱已经取消。

  在隔壁的菜园坝小商品市场,棒棒老李认识市场里的每一个力哥,他掰着指头给记者数50岁以下的棒棒人数,“花子、张二、熊老幺……只有三四个人。”偌大的市场,只有五六十个棒棒,“老的很多已经走了,年轻的没人加入进来,只有出没有进,肯定是越来越少。”

  在石桥铺渝州交易市场里面,极少看到棒棒的身影,十几个棒棒都坐在市场外面,这里临近八益建材市场和国窖陶瓷市场,可以兼顾几边。不过说起来市场多,实际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坐在路边无所事事,店家都有固定的搬运,货品包上车,棒棒们在市场揽不到多少业务,更多去做绿化、通下水道、建筑安装、搬家等零活。

  在菜园坝火车站和汽车站,在龙头寺火车站和汽车站,同样也能见到棒棒的身影。但人数都不多,两大车站总数加起来估计没超过一百个。现在出租车、网约车越来越多,乘客乘坐方便,不大需要棒棒搬运行李。而且车站的棒棒因为诸多“宰客”现象,并不为乘客所喜。

  秦洁在《重庆“棒棒”:都市感知和乡土性》一书中,曾经对2008年左右菜园坝火车站、汽车站及两大批发市场的棒棒数量有过比较准确的统计,由于当时要办证,棒棒总人数可明确获知在1100人左右。

 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,现在整个菜园坝片区的棒棒人数已经不足200人,这些棒棒普遍收入在每天一百元以下。

  有个未经证实的数据,巅峰时,重庆的棒棒人数达到三四十万,那时重庆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棒棒等待揽活的身影,到前两年,棒棒人数已经不足三千人。不过从记者对各大棒棒集中地的摸排情况看,除开转型为固定搬运工职业的棒棒,传统意义上以一根扁担揽活的棒棒,人数可能远远低于三千人了。

  很少有人比《最后的棒棒》导演何苦更了解棒棒这个群体,2014年他在渝中区自力巷当了一年多的棒棒,与棒棒们同吃同睡,最后拍出了这部口碑极高的纪录片。

  何苦告诉记者,这些年来,他一直在关心棒棒这个群体,走在街头遇上了,他都会“跟踪”一段,但棒棒越来越少了,在街头并不那么容易遇上。

  他每年春节都要邀请60岁以上的棒棒团年。2015年送出去400份邀请卷,到场370多人,这位转业军人把转业安家费拿出来请客,并给每个棒棒包个红包。到了2016年,前来赴宴的就已经不足一百人。到2018年春节,就只有20多个人了。“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重庆,挑不动了。我请客人数的减少速度,就是棒棒消失的一个速度。”

  《最后的棒棒》拍摄的所有主角,到今天都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。何苦的师傅老黄帮女儿还清房贷后,回到了永川女儿的家里,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走起路来颤颤巍巍。河南没有再当棒棒,到处打点零工,他还是那个矛盾的河南,一边喜欢看书,一边沉迷,梦想一朝发财。大石在做房屋中介,尽管网上租房的信息很多,他还是坚持要出去偷偷摸摸贴租房广告。他原本留了一根棒棒作纪念,被他儿子劈成了两半,插到菜园里当作蔬菜的支架。老杭在71岁的今天达到了人生的巅峰,他以前不敢回老家,在家里找不到烟酒钱,他回到农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杉木棺材打好,随时等死,但他突然发现生活跟以前不一样了。现在农村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,他开始养蜂,去年光卖蜂蜜就卖了接近三万块,他的蜂蜜供不应求。

  何苦说,《最后的棒棒》纪录片和电影播出之后,影片本身对这些棒棒的生活没有改变。但他们的生活却是实实在在的变好了,这是时代在改变,社会在发展,国家福利、救济更完善带来的改变。

  对于棒棒这个行业,何苦认为,这么大个城市,从业人员就这么点,也没多少人需要他们,再称为行业已经很牵强。“现在很多人已经很久没叫过棒棒服务,在他们的内心里,这个行业已经消失。”不过何苦觉得,棒棒在市场上的劳动份额是存在的,只是被各种新兴行业所瓜分,像快递、送餐、货拉拉,这些以前都是棒棒干的事情,现在成了集群化的产业,换成了一种更加高效的方式存在,失去竞争力的传统棒棒就必然会消失。重庆棒棒军公司老总刘晓萧也持同样观点,他认为,棒棒的阵地从以前的站街,转移到了网络上、手机上,传统的棒棒不得不被淘汰。只有跟上时代的进步,如他的棒棒军公司一样,用符合时代潮流的方式,才能继续发展。

 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棒棒大军的兴起到现在的衰微,这是一场长达三十多年的马拉松赛跑,重庆几十万棒棒大军消失的历史,就是一部周边农村人融入城市的历史,在这个过程中,重庆人展现了极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。大部分棒棒在这个过程中转了型,做家政、送快递、跑运输、搞餐饮、搞装修、做建筑,他们紧紧跟上了这个时代的发展,一边负重前行,一边积极改变。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棒棒,大都是这几十年大浪淘沙,淘汰下来的棒棒。他们无力转行,有些人也习惯了现状,这是个无奈的现实。

  几十万棒棒大军在重庆的发展史上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,何苦有自己的看法,“在很多人眼里,他们的艰苦打拼,只是一种劳动力交易。但后来我们慢慢反思过来,几十万棒棒大军,用他们的一生,用他们佝偻的背影,挑出了一个新重庆。棒棒的一生其实是很悲壮的,他们每推动城市向前一步,也是把自己推向边缘化的一步。他们挑走了自己的时代,挑走了自己耐以生存的基础。”

  但是,棒棒们勤劳自立的精神已经得到重庆市民的认同,重庆市委宣传部出版的《城市航标:重庆城市精神探寻》一书中,将山城棒棒军吃苦耐劳的精神誉为重庆“登高涉远,负重自强”的城市精神重要组成部分,这个行将消失的群体,将永远镌刻在重庆发展的进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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